虽然已非真正的历史建筑，但天字码头所凝结的市民记忆不能被漠视

    历史对于城市的重要性，已经无须论述。天字码头风波过处，证明市民对于集体记忆的一再失守已忍无可忍，而那些已经在大拆大建中消逝的历史风物，也会以民间记忆的别样方式被一再唤醒。

    广州天字码头要搬迁，于市民是惊心一击。尽管最初的码头建筑日近亭早已不知所终，如今并无特色的建筑物只是1964年所建，但天字码头的动向，条件反射似的令市民警惕，即刻要来一场城市记忆的保卫战。

    不过政府部门见势转圜，只说以后的过江航班将改停它处，绝口不提要拆走天字码头。想来日后码头船影既无，徒剩吉屋一座，天字码头之死，不过换一种说法而已。

    城市记忆的斑驳失落，建筑只是承载之一。天字码头身后，还有更多历史文化事物的非正常死亡。近日有市民建议，为那些非正常原因遭受损害、破坏乃至消失的历史文化事物，建一份“广州历史文化非正常死亡档案”。旧海关验货码头、南海学宫、黄家祠、沙面古建筑、大小马站书院群……这些曾经的文化遗迹，其生灭历程所记录的，正是一个疯狂、浮躁和底气不足的时代。

    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，诸多现代理念如今不再陌生。每一次事件当前，不过把近乎常识的道理重新讲一遍。不曾听说竟有主政官员公开与历史文化为敌，声言再来一场破旧立新的彻底改造，相反，文化成为各地长官的口头禅，境遇早已今非昔比。只是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，却见得文化越唱越少，越唱越死。工具层面的文化经营，到底只能令城市底蕴干涸、气质全无。

    就世界范围而言，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确实存在。历史是流动、发展、变迁的过程，没有理由要求现世的存在，只能在旧有的格局中固步自封。然而，若说我们的认识已经抵达此一矛盾的核心，已经处于历史与现实难以求解的哲学困境而无从措手改善，便只能是自欺欺人。

    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命题，在国内始终存有一重引而不发的迷障。当西方城市在讨论如何恢复和保护真实的自己、如何面对自身文化的诚实性时，我们不过在讨论，领导的一句话如何毁灭了一座楼、非正常拆除的背后有什么交易、文物保护人士如何在铲车下如螳臂当车……貌似进取的话题，并无面对城市文明真正共享的问题意识，反而沦为荒诞现实的借口，将问题推入无解境地。

    因此，市民倡建“历史文化非正常死亡档案”，便有了从现实困境中再出发的意义———这种民间记录所表现的，即是市民并非崇古唯古，一味反对城市建设，而是要让城市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持协调关系。以任何方式打破平衡所致的非正常死亡，都是不能容忍的文化剥夺，是必须据理力争的文化自救。尽管建设性破坏难以避免，但当下最紧要者尚不在此，而是全无来由的破坏性建设。民间记录所指向的，正是后者的无耻之手。

    主导发展的城市政府必须改善决策，才能为城市历史文化留下生路，也才能使行政决策不至于留下历史骂名。比如:在现有法规保护面过窄的情况下，应该通过城市立法更有效地保障历史文物；改善目前这种有名无实的意见征求机制，提高公众参与程度；涉及城市文物的政策决定，应该更充分地咨询社会各界的意见。因为没有什么比留下那些鲜活的历史文化更好的城市标记，也没有什么比获得市民的历史认同更澎湃的城市动力。

    历史对于城市的重要性，已经无须论述。天字码头风波过处，证明市民对于集体记忆的一再失守已忍无可忍，而那些已经在大拆大建中消逝的历史风物，也会以民间记忆的别样方式被一再唤醒。集体记忆是需要组织的，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。广州的历史纵深感在哪里？民间虽有千呼万唤，终究还在政府的手里。当下所在，唯请市长能改善决策，危殆的城市历史文物才会有生路。（来源:南方都市报）

    天字码头简介:

    天字码头，俗称“广州第一码头”，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及北京路交界，有渡轮渡过珠江来往对岸海珠区的纺织码头及中大码头，现除了用于渡江外，最大的用途是用于旅游观光，珠江夜游的船只多在这里启航。

    码头于清雍正年间（1723年－1735年）形成，天字码头在清代时是专为迎送官员而设，是目前广州使用历史最久的码头。1839年林则徐到广东禁烟在此上岸，孙中山也曾在此坐船逃往香港 。